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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梁元访谈
“至于诗歌的深度，这也是我不懈追求的目标。
梁元生于中国重庆，上小学时随父母移居上海。毕业于复旦大学，并分别在美国两所大学获得学位。诗天空诗人协会会员。现居南加州。诗人梁元的第一本诗集《四月的墙下》近日由美国诗天空出版社出版。请读者和我们一起探索一下诗人20多年的创作生涯和心路历程。
本刊：您最喜欢自己的哪首诗？有哪些令您难忘的创作经历? 梁元：也许我最喜欢的诗尚在《四月的墙下》之后的诗作里。就这本诗集而言，从怀旧的角度说，我最喜欢《安娜》，因为它勾勒出那个我经历过的时代的一些线条，它是历史的回音，也是纪念。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，我最喜欢《故事的说出》。 在印刷刊物时代，作者与读者是隔着时空距离的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二者之间只有间接互动，而无直接互动。电子网络时代革命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，使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能够同步进行。这一变化无疑为写作经验注入了新的内涵，为诗人带来了新的体验。我还记得在这种新的写作环境中初试啼声的兴奋心情，至今难忘。 本刊：哪些诗人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影响？ 梁元：在读过的中国现代诗人中，我喜欢北岛，顾城，海子，多多，以及台湾的一些诗人。除此之外还有些相当不错的诗，但因是随手翻阅，诗人的姓名大都不记得了。至于西方诗人对我的启发，那就多了。从浪漫主义诗歌到现代派诗歌，对我不同时期的创作都有影响。相对而言，弗罗斯特，聂鲁达，里尔克，狄兰-托马斯，保罗-策兰，詹姆士-赖特的作品对我的影响较多一些。 本刊：您经常翻译当代美国诗人的作品。欧美当代诗歌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？ 梁元：我的总体感觉是：在经历了从传统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变化之后，西方当代的诗歌显得更加多元化了，这意味着诗人的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彩。诗歌的内容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，充满对具象和生活细节的精确描绘。即使抒情，大多也与浪漫主义时期的直接抒情连同其严谨的形式不同。表达诗人的心境更多地是通过情节，意象，隐喻或象征来完成。许多诗歌并不对生活作简单的描绘和切入，而是以自然景物或生活事件为媒介，来揭示生存状况的特点以及诗人对世界的感受和思索，并尽力让主体与客体二者的交融显得自然，不着痕迹，这样就使诗歌呈现出一种立体感和深度。在接触欧美诗歌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为了表现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复杂性，当代诗歌不像过去的诗歌那么单纯易懂了，而是呈现出一种整体模糊性，使得对同一首诗歌的不同诠释成为可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诗歌语言的处理就成为关注的焦点。读当代诗我受到的最大启发是：写什么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，生活中什么都可以写，关键是如何去写，即诗人的表现方式如何。应如何去描述景物、人物和事件，采用什么样的语势和结构。因此，关键不在于是否抒情表意，而在于如何抒情表意，如何从中体现出诗歌的艺术性和深度。不少欧美当代诗歌并非一读就懂，像有一些智性诗，诗意仿佛是隐藏在地底下的金石，要经过一番艰辛才能将其挖掘出来。不过，对于欧美当代诗歌，我的接触面还不够广泛，只是一点皮毛而已，自己尚在学习过程中。 本刊：什么是诗？创作中如何掌握诗歌的韵律，节奏，深度？ 梁元：诗是诗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沉思和感受，加上富于音乐性的形象文字的表达。诗用语言创造出一个具有美感、使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体验自身存在意义的经验世界。诗歌语言如同海德格尔在分析斯蒂芬-格奥尔格的诗时所断言的那样，是“存在之家”。诗的重要使命在于表现，只有通过艺术表现，诗才能创造出一个美的世界。因此，对我来说，诗的使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掘美，表现美，让读者去经历诗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和美学体验。 如果说诗是时间艺术，则诗的韵律和节奏就是承载诗意在时间中飞奔的车辇，诗歌的韵律和节奏形成诗歌的音乐性和抒情性，分行绝不是单纯为了将过长的一句话分成几句话说，而是涉及句式的选择，包括句子的长短，疏密之间与松紧之间，以及音节的搭配，使整体诗行看起来有弹性，不至于呆板，也不至于过轻或过重。当代诗歌在韵律和节奏方面较之过去有很大改变，诗歌的音乐性明显削弱了，似乎呈现出一种散文化倾向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印象，要得出结论，尚需以此为专题进行深入研究。 至于诗歌的深度，这也是我不懈追求的目标。我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，一是内容的深度，一是形式的深度。当然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，分开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。内容的深度，是诗人对人类存在的体验和思索的结果，是触及人类灵魂和精神境界的结果，是对人生的深刻体验，是投向永恒美的一瞥。但这些并不意味着说教，而是寓道于物。诗歌不是写人生警句，也不是诠释人生哲理，而是始终以形象出现于读者面前的。如果在诗歌创作中借用“道成肉身”这个概念，则诗之道必须通过形象才能体现出来。也就是海德格尔说的艺术乃是真理将自己设入作品。这样，我们就从内容的深度引出形式的深度。后者是一种艺术设计的结果，它使作品不仅符合审美心理习惯，而且能使读者脱出习以为常的欣赏范式，在惊奇中从一个新的视角摄入诗歌的内容。这里，辞格和象征的运用与诗歌的深度很有关系。一个好的隐喻或象征，可以将诗的意境鲜明地含蓄地表现出来，使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之间的自由转换不着痕迹，彼此融入自如，而不是生硬的搅拌。也使得意象与意象之间以一种奇特而自然的方式连接起来，形成一首诗的整体艺术气氛。如此，一首诗便不会显得散乱，单薄和失衡，而有一种藏龙卧虎的气势和蕴含，达到形似与神似的有机结合。 本刊：哪些因素会激励或阻碍创作？ 梁元：我想这首先与“为什么写诗”有关。写诗的动机决定了作者是否全心享受写诗这一过程。一种非功利的对诗意生活的向往，无疑是对创作的良好激励。事实上，写诗本身就是一种沉醉，使人忘却生活中的喧嚣和忧烦，进入一个清纯的世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写诗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其次，个人的直觉或者潜意识会激励创作。直觉导致了诗人对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敏感性，形成一种“爆发力”式的顿悟，一种清新的视野，写出的诗行能够如一缕薰风直入读者心灵，使之眼睛一亮，心里一动。再次，对语言的敏锐和对其功能的体验，也能激励创作。有时这种功能相当于hypnosis，使人被运行于其中的一股暗流吸了去，身不由己地就进入到诗歌的语境。现代学界对语言的研究早已表明，语言不只是工具，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世界，一个能够触到但不可完全言说或穷尽意义的世界。语言与道同义，旧约圣经的创世纪中耶和华用语言创世，他说出来的话就是道。写诗，也就是要在语言中悟道。另外，传统上所说的多读多写也是激励创作的因素。阅读的内容不一定局限于诗歌，可以是哲学，宗教，美学，小说和散文。别的艺术形式如绘画和音乐，也可起到激励创作的作用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因人而异的个人化刺激物。比如我喜欢在喝咖啡时或听音乐时写诗，觉得这样容易激发出诗兴。 本刊：您的阅历对创作有何影响? 梁元：《四月的墙下》这本诗集里的诗，除了不多的几首外，大部分是来美国后写的。身上虽有抹不掉的中国情结和文化特质，但因汉语自由体诗从发源之初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，接受西方诗歌的熏陶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因接触西方文学而形成的阅读经历，无疑对我的创作具有影响力。其次，我认为诗创作与创作者的个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。对于内心世界的挖掘，我一向怀着浓郁的兴趣，而内心世界是有层次的，其中不都是情感，还有别的精神因素。诗歌不仅仅是情感的渲泄，还能够表达更深沉的东西，给人一种厚重感，这样才使得诗歌不流于单薄。这也许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与思的密切关系吧。辍笔前的那段写诗时间算是我写诗的早期，那时的诗显得更加现实主义一些。几年前恢复写诗后，我更喜欢在想象的世界里漫游并经历奇遇，这为我的写作风格带来变化，使我写的诗不再像过去那样了。 过去我以为抒情诗是完全个人化的，具有自传性质。比如在拜伦的《雅典的少女》一诗中，叙述者“我”的经历就是拜伦自己的经历。但是后来，我越来越感到，诗歌中的“我”与小说中的“我”一样，是在扮演叙述者的角色，并不一定真是现实生活中的诗人自己（虽然二者等同的情况也大量存在，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诗词中，如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）。因此，诗歌里所描述的不一定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生活，而只能说是作者在其精神世界里的经历。虽然诗歌中不能完全避免个人情感或生活经历的流露，但写诗毕竟不是写自传，诗歌中的个人经历并不能等同作者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经历，这一点在现代诗歌的创作实践中也可以看出来。诗歌本质上是文学的一种形式，是允许创造性想象和虚构的。认识到这一点，对写诗者来说，自由度无疑增加了，写诗者可以突破限制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。
Posted 2009/10/25
梁元诗作选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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